近代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时期，小说从传统转向现代，在此大潮中，天津不仅出现了志怪小说、话本小说等优秀之作，还出现了新的小说理论，成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先声，为近代天津新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作为洋务运动的策源地，天津城市的各方面都逐渐走在了时代的前列。19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津门人才汇聚，思想活跃，任职于北洋水师学堂的严复，1895年在天津《直报》发表的一系列文章，如《论世变之亟》《原强》《救亡决论》《辟韩》等，成为维新变法的新声，引领了一个时代。1897年，严复与王修植、夏曾佑、杭辛斋在天津创办《国闻报》，成为维新派在华北地区创办的第一张日报，影响力极大。《国闻报》志在求通，一是通上下之情，二是通中外之故。1897年11月，严复、夏曾佑在《国闻报》连载了一篇文章《本馆附印说部缘起》，这篇小说文论的意义有多大呢？概括而言，它代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小说理论，使当时的天津文学即将站到20世纪文学的前列！

这篇文论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：一是认识到小说具有影响和左右社会民心的重要作用，应该对其加以重视；二是认识到小说具有通俗易懂、利于传播的优点，可以成为传播新思想的载体；三是大力批判中国传统小说，认为那些都是志兵、志盗、言情之作，危害社会。由此，国闻报馆想要仿效欧美、日本等国家，翻译新小说，借小说之力使民开化。

虽然严复、夏曾佑翻译和附印小说的计划没有实施，但其理论为后来小说语言的通俗化、内容的革新指明了方向，对近代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梁启超曾说：“天津《国闻报》初出时，有一雄文，曰《本馆附印说部缘起》，殆万余言，实成于几道（严复）与别士（夏曾佑）二人之手。余当时狂爱之，后竟不克裒集。”《缘起》中的主要思想被梁启超所吸收，在其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（刊于1902年《新小说》第一号）中有所体现，进一步强调小说的地位，发挥小说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，提出“欲新一国之民，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”的理论，引领了20世纪初轰轰烈烈的小说界革命。

小说界革命开始之后，天津文学界同样有所响应。笔者在1906年的《大公报》上发现一篇津门张蔚臣的来稿《拟立广智小说会社议》，文中说小说感人最深，可以移风易俗，计划择泰西政治、日本维新诸小说，或李提摩太所译之泰西新史，变通而演说之，这样有利于民众的人格养成，“扩其思想，开其智识，动其感情”，由此成立广智小说会。当然，近代天津新小说的成就不只是在理论方面，还有其丰富的新小说作品。